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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湘鄂贛蘇區肅反運動

來源:未知來源 日期:2015-05-04 12:00

1928至1934年,受“左”傾錯誤的影響,一場肅反運動在湘鄂贛蘇區①展開,運動大致分為兩個時期:一是湘鄂贛邊特委至第一屆湘鄂贛省委的領導時期(1928年至1932年3月),主要表現為嚴重的盲動錯誤;二是湘鄂贛臨時省委成立至陳壽昌接任省委書記時期(1932年3月至1934年春),即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在湘鄂贛省的全面貫徹落實,使肅反運動嚴重擴大化。這兩個時期使數千黨政干部和紅軍官兵遭冤殺害,給革命事業造成極大危害,給黨和紅軍隊伍造成令人極其痛心的損失。以史為鑒,湘鄂贛蘇區的肅反運動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下面,僅就湘鄂贛蘇區肅反運動始末及經驗教訓談點個人認識,與大家商榷。

湘鄂贛蘇區第一階段肅反運動主要有兩個歷史背景。一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早期,便有反革命組織混入革命隊伍進行破壞活動。平江出現了“四七團”、“黑夜黨”等反革命組織。瀏陽有反革命分子潛入蘇區活動,氣焰囂張。二是大革命失敗后,出于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憤怒,各級黨組織開始滋長一種“左”傾情緒,錯誤地認為,“左”是站著斗,右是跪著降。只有用紅色的屠殺才足以擊退白色的屠殺,因而一些地區提出大燒、大殺、大劫政策。一段時間里,肅反處決權下放到各縣區一級的黨委,亂捕濫殺的盲動主義愈演愈烈。“不論他是否反動,只要稍有點錯誤,便捉來槍決。”②平江、修水、銅鼓縣委曾頒布一種“鐵”的紀律,規定“違犯紀律者殺”、“泄露秘密者殺”、“攜械投敵者殺”等共十幾條,其中還有幾項抄殺全家的規定③。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發生了一系列錯案。

影響最大的則數轟動邊區的“梁案”。平江縣委組織部長梁振庭在1928年3月平江撲城暴動失敗后,所帶的一支游擊隊在轉戰修水、萬載一帶時,被敵人打散而損失了槍支,加上其經手的一批經費交另一同志保管,被那位同志賭博輸光。次年2月,梁回到平江縣委時,正好碰上縣委召開區委聯席會議,并在制定“十二條殺”的紀律。一些對他有意見的人,便秘密成立“救黨委員會”,認定梁叛黨貪污、攜械投敵,應予以處決。趁梁外出散步時,將其槍殺。同時還殺害了恰巧路過的梁的兒子梁國基(少共邊區特委書記),“致使全縣負責同志恐怖,紛紛請求到外縣工作。”④這種“殺”的紀律在邊區其他地方也盛行,“瀏陽縣自今(1929)年春殺區委蘇平后,致使各區懷疑縣委,如(果)縣委調某同志來縣委,某同志即發生畏懼”。而且“瀏陽一、二、五、六、八各區都殺了些同志”,“銅鼓六區處決了區委劉志遠”。 ⑤

1930年6月,黨內第二次“左”傾錯誤開始蔓延。湘鄂贛特委召開邊境第一次黨代會,通過了《中共湘鄂贛邊境第一次代表大會政治

決議案》,明確指出“黨必須與右傾機會主義和取消派、托洛斯基派作堅決艱苦的斗爭”。隨后,贛西南特委開始動員黨員群眾反AB團⑥;8月,鄂東特委對各縣委發出通告,指出“目前鄂東各縣發現了改組派,進行有組織的活動”,決定5日至12日舉行改組派運動周。修水縣委在“左”傾思想指引下,則抓住所謂反革命組織“戀愛(研究)社”,將肅反運動推向極端。“戀愛社”是1930年底,少共修水縣委宣傳部干部熊壽增為了解決青年人婚姻難的問題,與縣婦聯共同創辦的一個旨在反對封建舊俗,支持婦女解放的組織。不料被國民黨特務陰謀使用離間計,對革命根據地大肆破壞。縣委將熊壽增等視為特務而殺害。一批基層黨組織的負責同志也因此案未能幸免,縣暴委副主任朱積垣、縣委書記盧上國、二區區蘇主席徐在中、九區區委書記李文華等都遭冤殺。僅二區鄉還有9位有文化的干部被殺。紅十六軍八師第四團因當時駐扎修水,受到牽連,一次就有排以上干部70余人被逮捕,團政委馮亞飛(原名張士昌,修水石門人)等被處死。在短短的4個月內,冤殺黨政干部和紅軍指戰員達500(一說300)多人,修水蘇區籠罩在一片恐怖之中。⑦

1931年4月,中共湘鄂贛邊區特委發出第一號通告,提出關于肅反工作的意見。通告指出,反革命分子在蘇區的潛伏和活動,是革命斗爭不可避免的現象,革命斗爭愈激烈,敵人的這類活動則愈加厲害。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把肅反工作當作唯一的中心工作,認真進行。并決定在各級蘇維埃政府和紅軍中,建立5至7人的肅反委員會。通告發出后,運動便逐步開展起來。到1932年3月,湘鄂贛省委第三次執委擴大會議前,全省被處決的人先后達5500多人,“其中鄂東不下3000,修水和紅十六軍不下500,平瀏銅宜者不下2000。”⑧其處決的名目有戀愛研究社、AB團、白軍團、姐妹團、打狗委員會、忘(王)八委員會等五花八門20種以上。不僅殺害了不少貧苦出身的戰士、工作人員和工農群眾,而且損失了一批黨和軍隊的骨干。

1932年3月4日,蘇區中央局在給湘鄂贛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關于肅反工作,你們過去是完全忽視的,以致許多反革命得以潛伏在蘇區內活動,為敵人作內應,這是嚴重錯誤的。同時,中央派林瑞笙、陳佑生(全國總工會巡視員,后叛變)、郭潛(少共省委書記,后叛變)等組成代表團,帶著徹底改造原省委和堅決轉變路線的任務來到湘鄂贛省。3月17日至26日,在省委三次執委擴大會議上,撤銷了李宗白、賴汝樵、楊幼麟、于兆龍、胡筠等原省委常委、省蘇負責人的職務,改組了省委,成立了臨時省委,以中央蘇區派來的代表林瑞笙、胡梓等為臨時省委常委,林瑞笙任書記。會議宣布原省委所發布的所有文件和決議一律撤銷。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方針在湘鄂贛蘇區得以全面貫徹。林瑞笙等認為湘鄂贛蘇區的反革命黨派的組織與活動仍然是嚴重的,其勢力并沒有減少,提出要進一步開展肅反運動。在組織上,臨時省委撤銷了原保衛分局局長賴汝樵的職務,由涂正坤代理保衛分局局長。規定各級蘇維埃政府必須竭力幫助保衛分局開展工作,但不能包辦;各級保衛分局未經上級保衛局許可,不得逮捕同級負責人,但在特殊條件下則例外,這樣就賦予保衛分局以極大的權力,使它實際上凌駕于黨和政府之上。在全省平江、瀏陽、修水、銅鼓、萬載、宜萍、通城、修銅、宜奉、鄂東南、陽新、通山、大冶、咸寧、鄂城、武寧和紅十六、紅獨立一、二、三師共建立了19個政治保衛分局。隨后肅反運動不斷升級,臨時省委把肅反工作的重點從社會轉移到了黨政軍內部,使肅反運動嚴重擴大化。據記載,當時被拘捕、審訊或處決的有:省蘇維埃主席賴汝樵、省反帝大同盟主任張警吾、省互濟會副主任胡筠、紅十六軍的政治部主任吳天驥、紅十六軍組織部長劉英杰、紅十六軍九師政委李幼軍、紅十六軍團政委湯釗、紅三師政委葉金波、萬載縣委書記何曾益、銅鼓縣委書記王楚來、平江縣委書記王直、瀏陽縣委書記左之前、蒲圻縣委書記高飛、陽新縣委書記羅冠國等大批領導干部。同時規定,凡是領了“白符號” ⑨的群眾都是肅反對象,都必須逮捕審查。保衛局還成立了直屬保衛隊,動輒以“AB”團、改組派等罪名捕人,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據當時統計,1932年內湘鄂贛蘇區因反革命案被各級保衛機關拘捕的約540人,因反革命嫌疑被拘捕的400余人,其中被處決的有140人。

湘鄂贛蘇區在創建和全盛時期由于“左”傾盲動主義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貫徹執行,在開展肅反運動中犯了簡單化、擴大化的錯誤,錯殺了大批黨政干部、工作人員和工農群眾。但是,也應看到,湘鄂贛省委在幾次肅反工作中逐步認識和糾正錯誤,做了一定的工作,使肅反嚴重擴大化一度有所抑制。

1928年3月,“梁案”發生后,轟動了整個邊區,殺的紀律在一些地方盛行。為了制止這種風氣在邊區蔓延,湖南省委、湘鄂贛邊特委多次下達指示,在“每次各級會議上,都提出反對“殺”的紀律,提倡自覺的紀律,主張用教育的方式來代替消極的懲辦主義紀律。”同時,對梁振庭父子被殺案件進行了調查了解,查清了事實真相。湖南省委巡視員夏遲冰在給省委的《巡視湘鄂贛邊境各縣工作的總結報告》中指出“此案延懸至今,尚未解決,我以區聯會所產生之縣委不合法及梁案問題有重大作用,已批駁為臨時縣委,候邊特或省委于環境有轉變時召集全縣代表大會,產生正式縣委。”湘鄂贛邊境特委為了挽回 “梁案”所產生的不良影響,1929年 10月,由特委主持在平江縣徐家洞召開平江縣委擴大會議,主要是處理“梁案”,特委宣布撤銷“救黨委員會”,對為首組織救黨委員會的3名同志以留黨察看的處分,并調離平江工作,還印發了《關于梁案告同志書》,這樣基本平息了“梁案”所造成的影響。之后,整個邊境執行殺的紀律雖然減少很多,但是還沒有完全杜絕。

1931年4月,湘鄂贛邊特區委發出開展肅反運動的通告后,由于肅反運動是一項沒有實踐經驗的工作,在實際工作中,主觀思想脫離客觀實際,對反革命分子又作出了不正確的估計,不少地方出現偏向,簡單化、擴大化在一些地方發生。如修水等縣提出以肅反代替一切工作的口號后,亂捕亂殺,造成了一片恐怖的嚴重情況。在省委第一次執委擴大會議上,省委書記李宗白指出不要以肅反代替一切工作,應根據階級地位與社會關系、工作歷史與斗爭表現及反動罪惡的輕重來確定是否反革命。同時,對修水“戀愛社”問題,他親自深入調查了解審案經過,弄清許多事實真相后,嚴厲批評了修水、萬載與紅十六軍簡單的逮捕與專憑刑訊和殺的錯誤,同時釋放了修水所關押的百多人。盡管這樣,但仍未能制止簡單化、擴大化的傾向。

1932年3月17日至26日,在中央代表團的主持下,湘鄂贛省委在修水上衫召開第三次執委擴大會議,集中批判原省委堅持以平瀏為中心,沒有向東南發展,妨礙了六屆四中全會所規定的“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計劃的完成,是右傾機會主義;原省委提出沖破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口號是對形勢估量不足,對國民黨力量的夸大,是右傾機會主義;認為原省委排斥工農干部,中上級指導機關差不多全被富農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把持,特別是平瀏地域觀念嚴重。會后,臨時省委基于貫徹“左”傾錯誤的需要,變本加厲,把肅反運動的重點從社會轉移到內部,進一步大搞簡單化、擴大化,處決大批知識分子干部和所謂地富出身的干部。

湘鄂贛省委的問題引起中央的關注。蘇區中央局原來對湘鄂贛蘇區有過許多指示,林瑞笙等在執行中大為偏離,蘇區中央局曾多次派人來對湘鄂贛蘇區巡視工作,多次給省委電示,指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要求認真加以解決。然而,湘鄂贛蘇區不僅沒有明顯改進,反而越來越嚴重。后來,中央委托中央委員、湘贛省委書記任弼時兼管湘鄂贛省委的工作。1933年6 月,朱德、周恩來也去函蘇區中央局,指出紅十六軍存在的問題。7 月,蘇區中央局就湘鄂贛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的工作進行了專門討論,作出改造湘鄂贛省委的決定,并派以陳壽昌為中共湘鄂贛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治委員,徐彥剛為省軍區司令員的30多名干部赴湘鄂贛省委工作。8月,中央還給省委發電報,明令停止省政治保衛分局捕人之權,已捕的人待新省委書記到職后執行決定。蘇區中央局還發出文件,肯定李宗白原省委的成績,指出臨時省委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錯誤領導”。12月,陳壽昌等30多名干部到達湘鄂贛省委駐地萬載小源。陳壽昌上任后,于1934年1月召開了省委擴大會議,宣布改組省委的決定,批評了前省委、省政治保衛局在肅反工作中的錯誤,委任鄧洪接任省保衛局長,調整了保衛分局領導成員,還在鄂東南辦了保衛訓練班,肅反現象得到遏制。

小源會議后,省委開始著手解決肅反擴大化問題。首先在省政治保衛分局的干部中了解情況,審閱案卷,與被關押的部分干部談話。隨后,根據情節,除處決了極少數人外,絕大多數都恢復了自由。

令人欣慰的是,在延安整風期間,中共中央召開了湘鄂贛邊區根據地總結歷史經驗座談會,1945年6月,經黨中央批準,為賴汝樵、張警吾、胡筠等一大批遭受冤屈而死的同志平反昭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各地對這些肅反歷史遺留案件作了復查糾正,被錯殺人員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黨和人民的尊重和紀念。他們的親屬或在經濟上作了補償或在政治上作了安置。

湘鄂贛蘇區肅反運動,在當時敵我矛盾尖銳,革命斗爭劇烈的歷史條件下,雖然打擊了一些敵人,由于當時肅反指導思想的失誤,使這一工作嚴重簡單化、擴大化,混淆了敵我斗爭與內部矛盾的界限,造成嚴重內耗,其教訓是極深刻的:

首先,從國際共產主義形勢看,主要是受共產國際 “左”傾指示的嚴重影響。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共產國際向中共發來一系列“左”傾指示。使中共對革命形勢和階級力量的估計出現了偏差。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主持下,提出了一條比立三路線更“左”的錯誤路線。盡管這條路線在推行過程中曾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爭,但是,由于共產國際當時對中共的權威地位,由于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還處于初級的階段,也由于會后自上而下的大規模的組織調整,因而各級黨組織都相繼接受了六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四中全會的“左”傾路線很快在各革命根據地和白區黨組織中得以貫徹。

其次,黨內“左傾”路線導致黨的政策出現偏差。從1930年上半年開始,中央蘇區首先開展了對所謂“AB”團的斗爭,接著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也進行了反“AB”團、“改組派”等斗爭。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央進一步要求在蘇區以“最大的決心”反對取消派、“AB”團等,加緊各蘇區的肅反斗爭。同時,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搞的擴大化“肅反”經驗,被當作正確的東西不斷傳到各蘇區。許多當時的執行者在后來蘇區反“圍剿”的失敗中,逐步認識到“左”傾路線的危害。在回顧這段歷史時都痛悔不已。如時任湘鄂贛省保衛局偵察部長(1932年7月任)的鐘期光同志后來回憶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雖作過一些抵制,但仍違心地執行了“左”傾路線,做了些錯事,誤傷了些同志;曾一度代理湘鄂贛省政治保衛分局局長的涂正坤執行了林瑞笙等人肅反擴大化的政策,他當時曾私下對其他同志憂憤地表示:這樣下去不得了,并為自己未能給被冤殺的好同志實事求是地進行抗爭而感到內疚⑩。時任湘鄂贛省蘇副主席鄷濟民曾痛心地對傅秋濤說“當時跟著林瑞笙反李宗白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反錯了,到頭來,把自己的一大批好同志錯關了、錯殺了,根據地也丟了。這個教訓我們一定要吸取。”他還說“由于自己私心重,怕反右傾反到自己頭上來,所以有意見也不敢說,致使革命事業受損失。”

第三、主觀唯心主義干擾了黨的思想路線。“左”傾錯誤的領導自認為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凡反對不支持他們的就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認定每個機關團體里都有反革命。那些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干部和出身地富家庭的干部,都是革命的投機分子,隨著革命的深入,會動搖變成反革命分子。他們用這種主觀推理作為理論依據,打擊、排擠、處決了大批知識分子干部。如林瑞笙、陳佑生搞唯成分論,讓一名文盲雇農當任省蘇維埃政府教育部長,可見其對知識分子的蔑視。他們還將一些在工作中持不同意見及犯一般錯誤的人無限上綱,與敵我矛盾等同混淆,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

第四、各級政治保衛局凌駕于黨委領導之上。肅反運動開始后,負責肅反工作的各級政治保衛局,有獨立的工作系統,不受各級黨委的監督,只要分局書記和個別負責人決定,就可以捕人殺人,甚至捕殺高級領導干部。他們每捉到一批人,照例是嚴刑拷打,逼問口供,以致屈打成招。更惡劣的是,肆意指名問供,并以此作為判罪和捕人的根據,而不作任何調查甄別工作,造成不少冤假錯案。如鄂東南保衛分局局長明安福,沒有通過鄂東南道委研究,就逮捕了道委副書記王應金,甚至準備逮捕道委書記胡梓。平江、修水保衛局對于有留戀家庭不受工作支配的同志都加以逮捕。當時,蘇區機關和部隊中流行著一句順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保衛局)特派員來談話”,大家對保衛干部存在一種恐懼心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不應該也絕不能忘記這血的教訓。應牢記:第一,黨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是求是的思想路線。第二,糾正黨內“左”傾或右傾錯誤,不但要進行政治上的清算,更重要的是從思想上清算。第三,黨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發揚黨內民主,反對宗派主義和家長制作風。

秦 小 燕

本文有關注釋:

①湘鄂贛蘇區位于湘東北、鄂東南、贛西北地區的邊境縣部分地區,經歷了整整十年(1928—1937年)的艱苦卓絕的斗爭。1928年所轄區域為岳陽、平江、瀏陽、臨湘、蒲圻、咸寧、崇陽、通山、嘉魚、銅鼓、修水等12縣邊境地區。全盛時期擴大到邊境20余縣。1932年6月,隨著敵人的不斷清剿,加之指導思想的錯誤,蘇區范圍逐漸縮小,到1934年進入艱難的三年游擊戰爭,直到1937年國共合作開展抗日斗爭。

②潘心源1929年7月給中央關于《湘東贛西一帶革命斗爭情況的報告》

③1928年9月省委巡視員夏尺冰《關于平銅農村黨的概況報告》載1985年人民出版社《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第一輯

④⑤1929年12月省委巡視員蔣長卿《關于巡視湘鄂贛邊境的報告》

⑥AB團的名字來自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 是1926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為目的的國民黨右派組織。1927年4月初該組織被革命群眾沖垮,存在時間不長。

⑦ 九江百年首網 社會篇《帶血的戀愛研究社》作者傅之因  朱正平

⑧1932年李宗白《關于湘鄂贛省的工作向中央的報告》

⑨國民黨反動派“清剿”時,強迫群眾領取白符號,以示悔過自新。

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湘鄂贛蘇區史稿》駱奇勛(1932年任湘鄂贛省政治保衛分局干事)訪問記錄

主要參考書目:

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湘鄂贛蘇區史稿》

1985年人民出版社《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第一、三輯

鐘期光回憶《堅持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原載《中共黨史資料》第八輯

1985年修水縣委黨史辦編《修水革命歷史文獻資料集》(內部資料)

1986年平江縣委黨史辦編《平江人民革命史》(內部資料)

1991中共黨史出版社《湘鄂贛根據地》

2006年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代英豪》第二卷

200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共湖南地方史》上卷

修水黨史辦編《吳天驥》(修水縣委縣政府門戶網站)

( 2012年2月《首屆湘鄂贛蘇區論壇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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